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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家、刻书家鲍廷爵和他的藏书成就

2015-05-10 23:46 发布人:乐易网

     清代江苏常熟人鲍廷爵与著名藏书家、刻书家鲍廷博为同族,曾为浙江候补知县。其父振芳(也作振方)乃是清代著名藏书家、金石家。鲍振芳喜藏古书,涉猎人间秘本,半皆寓目,金石碑帖一见即可辨其真伪,有“后知不足斋”藏书楼,著有《舆地形势论》1卷、《古今碑帖考》4卷、(金石订例》4卷。由鲍廷爵为《金石订例》所作之序可知《古今碑帖考》《金石订例》的流传情况‘甫欲锓版,适同治庚申发逆陷虞阳,稿遂散失。不肖,不善保护,致手泽荡然,终身饮恨。惟《金石订例》一书,仅仅于流离转徙中携出,廷爵近刻丛书,谨列初编,以备体例。”鲍廷爵承继先人遗风,收采旧籍,勤加校刊,刻书堂号有“抱芳阁”“后知不足斋”,藏书印为“海虞鲍氏珍藏金石书画之章”“海虞鲍氏珍藏印”“虞阳鲍叔衡过眼”等。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目录四十卷。清蒋廷锡、陈梦雷编辑。


清雍正四年铜活字印本。开花纸印,原装。此书元藏于文澜阁,为光绪


重建文澜阁时,购鲍氏知不足斋家藏赐本,中缺四十二册,光绪间补抄。


      鲍氏虽为浙江候补知县,但其身份实际为书商,无科宦事迹记录,并且其仕途也是风雨飘摇。“艺风五哥前辈有道:……叔衡到差将一年,实办清公事。今为一蒋其姓者所中伤,冤矣冤矣。弟为致函谷宜,已碰一丁。近闻有揭参之说,公能救之,俾保全功名足矣。”“叔衡事终不妙,公能力救之保其功名,否则竟无生路奈何?”由此可见,鲍氏官宦生涯短暂而平庸,其主要精力致于书肆。

      晚清同治、光绪年间,传统印书法逐渐被西式印书法取代,旧书坊亦随之被西式书馆、书局代替。与此同时,全国的出版中心逐渐迁至上海,苏州书商亦迁移至上海。在这个过程中,抱芳阁主人鲍廷爵审时度势,在上海开设分局多处,与扫叶山房、点石斋、同文书局、文瑞楼等一度平分秋色、并立称雄。鲍廷爵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其书业活动包括藏书、刊书、刻书、售书四端,其虽无不世之功,但仍可称为近代出版书籍转型和文化风气转型的一个典型个案。

      笔者近年研究鲍氏其人其事,发觉今人对其研究甚少,遂不揣笔陋,结合鲍氏的藏书抱芳阁、鲍氏《抱芳阁书目》、鲍氏《后知不足斋丛书》刊刻概况来论述,希望以此个案洞察晚清社会经济文化之一端。挂漏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藏书抱芳阁

      鲍氏抱芳阁最初设于常熟寺前街,后随全国出版中心南移,在上海开设分局。《抱芳阁书目》有“光绪壬午冬日上洋新北门外棋盘街抱芳阁仁记主人谨述”字样,关于鲍氏抱芳阁在上海开业的情况,《申报》亦有记载:

      光绪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本庄向在虞山收集曰椠,精校诸书。今就上洋增啓新肆,广集各省官蜀刊本并各旧家藏板善本书籍及日本铅印,各坊登报之书无不赅备。另有异书,全帙多至万卷,罗列古今天地人物,为海内希有宝芨。赏鉴诸君,请至棋盘街。本庄采择,格外平价以广招徕后,先行交易。择吉开张,此佈。

      可知这一时期鲍氏已经在今福州路与同业者为邻了。又据《申报》报道,在棋盘街同时经营书业的书坊还有文瑞楼、紫文阁、侗瑛阁书庄等,可见棋盘街为书肆集中之地。由于售书业发展需求,鲍氏在全国各处又设有分处,清朝光绪十一年(1885年)伸报》记有“抱芳阁各省分设售书处”广告一则:同文局……与抱芳阁书庄同分设在湖南、湖北、金陵三省城贡院前发兑如近省绅商赐顾者只须一纸书来,无不随时报命,并备有点石斋石印以及东洋铜刻铅板家藏局刻经史子集等书,购者请认明抱芳阁经售、同文书局牌号,庶不致误。

      鲍氏赋性开敏,所刻印书籍时由其他书坊代售,比如我们熟知的扫叶山房、芸缃阁、醉六堂等。鲍氏经营书业与同行交往甚密,他曾为徐润代理发行书籍事宜,《徐愚斋自叙年谱》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年)四十八岁条下略记其事。缪荃孙著有《俄游编》,也曾交于抱芳阁寄存,《艺风堂友朋书札》条下记载:

 

《宋名家词》六十一种九十卷 毛氏汲古阁刻本 鲍氏知不足斋藏


      筱珊五哥大人左右:……抱芳阁存《俄游编》,系秀文交去,弟只令交百部,不知果交若干?秀文绝不写信复弟,其中必有他故,诸兄一为函问。鲍叔衡弟之谢函等,伊曾否收到?千万千万。……光绪十二年(1886年)上海书业创建公所,列名书坊共计有29家,据留存的《上海书业崇德公所创建书业公所启》载,鲍氏抱芳阁名列第六,书捐款项也在前列。清代是整个封建时代私家藏书最盛的时期,‘整个清代确有文献记载藏书事实者,经笔者查明,计有二千零八十二人,超过了此前历代藏书家的总和。加之西式印刷术传入,出版业、售书业发展随之如火如荼。笔者统计,单上海一处的书坊就远不止于三十家,可以想象书坊售书竞争之激烈,可谓是龙争虎斗。为了能在当时激烈的斗争环境中牟利,市场上出现一些不正常的售书现象,抱芳阁虽为当时的佼佼者也不例外,清朝光绪十三年(1887年)《申报》记“假刻抱芳阁戳记拐谝书件”字样,云:

      近有拐谝之徒假刻抱芳阁仁记发票木戳,胆敢在蒋同泰拐谝去多,《实船二集》《文薇二集》,各念部。现同泰及抱芳分头查访尚未缉到,倘各家有见此戳记纸条取书者,望即扣住,报信同泰、抱芳,自当酬谢,绝不食言,合行声明此佈。

      盗版他人印戳出售书籍之事,从另一侧面看,我们不妨这样认为,抱芳阁书坊为当时的书业领军者,在当时的同行中占有一席之地。虽说鲍氏打击“戳记拐谝书件”呼声甚大,但为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能够牟利,在抱芳阁刻印书中也发生了侵夺版权之事。王阎运著《湘军志》可谓是近代名著,‘文笔高明,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不幸的是,由于王阎运著《湘军志》时叙事间用直笔,对曾国荃等人存有讥贬,且在史实的记载及材料的处置方面也有不无可议之处,在光绪六年(1880年)付刊后,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就遭到毁版。此后,翻刻本此起彼伏,笔者见到的早期版本多不著作者的名字,诸如光绪十一年长沙斠微斋本、成都墨本书屋本、成都尊经书院初刻本等。有的版本则改名为《湘军水陆战纪》,如沪上活字本《湘军水陆战纪》,而其中“乙酉仲春月京都同文堂石印”四篇十六卷本流布最广。清朝光绪十三年(1887年)七月《申报》记“精印《湘军水陆战纪》出售”字样,云:

      曾文正《湘军水陆战纪》用兵正大,序事精详,实足炳耀千秋,风行四海。坊间刊本鲁鱼豕亥脱字衍文所在都有本庄谨依原刻重为校正,字样宽展、行清泐楚、纸料墨色无美不臻,今已印成定价八角,赏鉴家当先睹为快也。抱芳阁启。

      从以上所引文献可知,京都同文堂版本时间为光绪六年(1880年),而鲍氏版本为光绪十三年(1887年)。由此笔者得出,在鲍氏版本之前,《湘军水陆战纪》早已存在,并不是今日海内外图书馆所著其作者为鲍廷爵,这是宋相作序时引鲍叔衡的缘故,鲍氏版本确为盗印。而鲍氏为牟利,遂指认曾国藩为著者以广招徕,但也难免他家书坊翻刻。鲍氏之举客观上确可让善本流芳百世,但要将鲍氏的逐利行为视作有心济世,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了。

      鲍廷爵售书似乎并不如意。钢板、铅印刚在国内实行之时,鲍廷爵就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倾力销售,寻求商机。孙从添在其《藏书纪要·购求》中阐述了求书“六难”,然而对私家藏书和书商来说,保管藏书也是极为重要之事,否则其一生心血将会付诸东流,如宋代宋绶、明代边贡、清代钱谦益绛云楼等,他们的藏书都是毁于火灾。然而鲍廷爵并未吸取前人教训,在南京如此,在常熟亦是如此,据《翁同龢日记》载,“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十七日:景子来。夜分寺前火,烧去慧日头门及左右两铺,抱芳阁烬焉。”可以说是火灾的发生加速了鲍氏抱芳阁的消失,最终使其在商界销声匿迹。从笔者所接触的材料看,光绪二十年(1894年)后就不再有鲍氏刊印书籍的记录。鲍氏抱芳阁从售书业黯然离场,除火灾以外,还可能与其未能与时俱进而坚持使用雕版旧法以及其本身学识不足密切相关。“久之不得志,乃更游浙江,聘邑人王敬安任书契之职,盖鲍不能文也,虽欲为巧宦而数奇,金尽而书肆亦从此衰废。

 

 

抱芳阁刻书


      二、编纂《抱芳阁书目》

      鲍氏《抱芳阁书目》著于光绪壬午冬日,其为售书目录,但凡局刻、家家刻、铅印、石印、翻雕旧本以及东洋版等类型“悉罗而聚之一编”,也包括自刻和自藏书。鲍氏《抱芳阁书目》序文陈说了常熟自明至清的史家颇周浃,并以有无藏书书目区分等第。

      鲍氏藏书中确有精本、善本,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称“后有抱芳阁、翼化堂善书局等刊不少善书宝卷”,最著名者为宋巾箱本《十七史详节》。其中《名公增修隋书详节》20卷,曾经季振宜收藏,后经缪荃孙、刘承幹收藏,现藏重庆图书馆,人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残宋本《名公增修标注南史详节》25卷存6卷,也有鲍廷爵藏书印记《名公校正晋书详节》30卷,也曾经季振宜收藏,现藏上海图书馆,《中华再造善本》一期收录,书末有“虞阳鲍叔衡过眼”印。

      考察《抱芳阁书目》,笔者不难看出鲍氏抱芳阁所售书涵盖经史子集,其售书范围之广在当时确为典范。鲍氏《抱芳阁书目》记录了所售书的名称、价格、材质情况,记录可谓甚详,但与笔者所见的藏书书目相比较,如《东来阁书目》(除书名、作者、价格、材质外,还按经史子集编录),也有不足之处。鲍氏《抱芳阁书目》只是简单地把所售书的基本概况收录,没有耐心地把所售书籍按经史子集分列开来,并且也没有记录书籍的作者和版本情况,这些都非常不便于后人研究鲍氏刊书、售书情况,也不能使后人对鲍氏有一个公正的评价。

      抱芳阁所售书的材质多样,有棉料、竹纸、白纸、官堆、边纸、宣皮、扇料、毛边等,不同材质价格亦有所不同。为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鲍氏于同一本书也常采用不同的材质出版,鲍氏刻书材质多样,可见其身为商家的洞察力和聪明才智。鲍氏所有藏书以及其售书的种类和版本情况,由于资料的缺乏,已经无从考证,但从《抱芳阁书目》我们似乎还能约略地了解鲍氏藏书、售书的版本形式,如足本、仿宋本、局刻、阮刻、殿板等。秉承知不足斋鲍氏旧例,鲍廷爵藏书、售书谨遵“有益于实学”传统,以这种方式使得善本书籍遍于天下。


 

 

《知不足斋丛书》刻本


      三、刊刻《后知不足斋丛书》

      清代堪称我国丛书出版之鼎盛期,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种类之全,都远优于前代。正所谓“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所以鲍氏积极从事刻印丛书的工作。清乾嘉间安徽歙人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的影响之大,波及整个学术界、出版业,因鲍廷博而起的各类以“知不足斋”命名的丛书不断涌现,如渤海高承勋《续知不足斋丛书》、仁寿堂刊《仿知不足斋丛书》、歙县黄家鼎《补不足斋杂著》、歙县黄奖《知足斋丛书》等等,层出不穷。而在这批续作中最成功、影响最大、最有学术价值的要数鲍廷爵在光绪年间推出的《后知不足斋丛书》。鲍氏抱芳阁于同治十一年(1873年)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就其家藏汇辑旧鲜传本、有益于实学的贤俊名流的著述,勤加校刊,刊成《后知不足斋丛书》。鲍氏的这套续作的体例、版式全循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旧例,凡佛道、巫妄、志怪、因果报应,以及荒诞不经的著作一概不收,版式亦为知不足斋鲍氏旧例。本书选书精当,确可补知不足的慨叹,收录小学、经说、目录、金石之书为多。光绪十年(1884年)孟秋,吴县潘曾玮在廷爵的丛书第一编时为其作序,于刊书之旨,无不阐明,他在《后知不足斋丛书序》中说:

知其校刊精审,有非近时铅椠家所能及者,虽尚未窥全豹,固已乐观厥成。夫兵燹而后,采辑之难更百倍于昔,非诚求而笃好,曷能有此盛举。余既嘉叔衡克绍箕袭,尤深幸斯,文之不坠也。

      鲍廷爵在其父手辑《金石订例》及唐刘庚《稽瑞》二书后撰有短跋,其他均没有序跋,这与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大不相同。

      鲍廷爵编刻的《后知不足斋丛书》中不乏名作,如宋代高似孙的《史略》颇不多见,阮元《稽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为清代款识学的权舆,钱东垣等辑《崇文总目》及钱大昭《后汉书补表》都是文献学要籍,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为《后知不足斋丛书》唯一的集部书,胡宗宪《海防图论》和明许伦《九边图论》为清乾隆间毁禁之书,与研治边疆史学息息相关。据光绪十年(1884年年)十二月十一日《申报》载:“《海防图论》每部洋四角,寄江南制造局及上洋抱芳阁……各书坊出售。”

      《后知不足斋丛书》校刊精湛,堪与《知不足斋丛书》相媲美。全帙8函56种,前四函25种为初编,刊于光绪八年至十年(1882—1884年);后四函收书31种,为增编,刊于光绪五年至光绪十五年(1879—1889年)。该丛书卷帙浩繁,随刻随行,先后印行时间跨度大,各家收藏、书目著录迥异,流传甚罕。如沈氏《丛书书目汇编》、李氏《增订丛书举要》、顾修《汇刻书目》等均著录一至四函,唯第五至第八函传本较稀,版本目录学家稍不留意就会致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艺文印书馆于《百部丛书集成》中收入此书,但不为全帙。

      《后知不足斋丛书》用纸优良,多为棉宣,质量考究,价位甚高。据鲍氏自撰《抱芳阁书目》及伸报》售书书价记载,《后知不足斋丛书》(未完全)价洋12元,相比较而言,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多达30集,208册,“每部取回工本银三十二元”,“重补刻本《知不足斋丛书》二十八元”(光绪九年十月初二日和清朝光绪十一年六月十八日发行的《申报》)而已。“订罔不佳妙”之语,可知丛书的销售似乎并不理想,故而第四至第八函的存世数量极少。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晚清售书活动之繁盛,鲍氏是这一时期经营书业的佼佼者,并且为善本的保存与流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西式出版方法的冲击以及激烈的商业竞争环境下,鲍氏抱芳阁不堪重负,终于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鲍氏的个案警醒当下人,在惊涛骇浪的竞争环境下,在完善自我素养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灵敏嗅觉,要学会“引进来,走出去”,要始终坚持与时俱进。

      郭艳 周生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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