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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2015-03-21 23:50 发布人:江南阴雨

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胡君说:“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着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依我看,这个书目,为“国学已略有根柢而知识绝无系统”的人说法,或者还有一部分适用。我想,《清华周刊》诸君,所想请教胡君的并不在此,乃是替那些“除欲读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之外没有读过一部中国书”的青年们打算。若我所猜不错,那么,胡君答案,相隔太远了。


胡君致误之由,第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胡君正在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个书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径,和所凭的资料(对不对又另是一问题,现在且不讨论)。殊不知一般青年,并不是人人都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不是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这里头的书什有七八可以不读。真要做哲学史、文学史家,这些书却又不够了。


胡君第二点误处,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结果不是个人读书最低限度,却是私人及公共机关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但也不对,只好说是哲学史、文学史家私人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殊不知青年学生(尤其清华),正苦于跑进图书馆里头不知读什么书才好,不知如何读法,你给他一张图书馆书目,有何用处?何况私人购书,谈何容易?这张书目,如何能人人购置?结果还不是一句废话吗?


  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史》、《汉》、《通鉴》是要“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平心而论,做文学史(尤其做白话文学史)的人,这些书自然应该读,但胡君如何能因为自己爱做文学史,便强一般青年跟着你走?譬如某人喜欢金石学,尽可将金石类书列出一张系统的研究书目;某人喜欢地理学,尽可以将地理类书列出一张系统的研究书目,虽然只是为本行人说法,不能应用于一般。依我看,胡君所列各书,大半和《金石萃编》、《恪斋集古录》、《殷墟书契考释》(金石类书),《水道提纲》、《朔方备乘》、《元史释文证补》(地理类书)等等同一性质,虽不是不应读之书,却断不是人人必应读之书。胡君复《清华周刊》信说:“我的意思是要一班留学生,知道《元曲选》等,是应该知道的书。”依着这句话,留学生最少也该知道《殷墟书契考释》、《朔方备乘》……是应该知道的书。那么将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搬字过纸,更列举后出书千数百种便了,何必更开最低限度书目?须知“知道”是一件事,“必读”又别是一件事。


我的主张,很是平淡无奇。我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几部经书几部子书之外,最要紧的便是读正史、通鉴、宋元明纪事本末和九通中一部分,以及关系史学之笔记文集等,算是国学常识,凡属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有了这种常识之人不自满足,想进一步做专门学者时,你若想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你就请教胡君这张书目;你若想做别一项专门家,还有许多门我也可以勉强照胡君样子,替你另开一张书目哩。


胡君对于自己所好的两门学问,研究甚深,别择力甚锐,以为一般青年也该如此,不必再为别择,所以把许多书目胪列出来了。试想一百多册的《正谊堂全集》千篇一律的“理气性命”,叫青年何从读起?何止《正谊堂》,即以浙刻《二十二子》论,告诉青年说这书该读,他又何从读起?至于其文学史之部,所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古文苑》、《续古文苑》、《唐文粹》、《全唐诗》、《宋文鉴》、《南宋文范》、《南宋文录》、《宋诗钞》、《宋六十家词》、《四印斋宋元词》、《疆村所刻词》、《元曲选百种》、《金文最》、《元文类》、《明文类》、《列朝诗集》、《明诗综》、《六十种曲》等书,我大略估计,恐怕总数在一千册以上,叫人从何读起?青年学生因我们是为“老马识途”,虚心请教,最少也应告诉他一个先后次序,例如唐诗该先读某家,后读某家,不能说你去读全唐诗便了。宋词该先读某家,后读某家,不能说请你把王幼霞朱古微所刻的都读。若说你全部读过后自会别择,诚然不错,只怕他索性不读了。何况青年若有这许多精力日力来读胡君指定的一千多册文学书,何如用来读二十四史、九通呢?


还有一层,胡君忘却学生若没最普通的国学常识时,有许多书是不能读的。试问连《史记》没有读过的人,读崔适《史记探源》,懂他说的什么?连《尚书》、《史决》、《礼记》、《国语》没有读过的人,读崔述《考信录》,懂他说的什么?连《史记·儒林传》、《汉书·艺文志》没有读过的人,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懂他说的什么?这不过随手举几个例,其他可以类推。假如有一位学生(假定还是专门研究思想史的学生),敬谨遵依胡君之教,顺着他所列书目读去,他的书明明没有《尚书》、《史记》、《汉书》这几部书,你想这位学生,读到崔述、康有为、崔适的著述时,该怎么样狈狼呢?


胡君之意,或者以这位学生早已读过《尚书》、《史记》、《汉书》为前提,以为这样普通书,你当然读过,何必我说?那么,《四书》更普通,何以又列入呢?总而言之,《尚书》、《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为国学最低限度不必要之书,《正谊堂全集》、《缀白裘》、《儿女英雄传》,反是必要之书,真不能不算石破天荒的怪论(思想史之部,连《易经》也没有,什么原故,我也要求胡君答复)。


总而言之,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墨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认为是不可用的。


導讀性書目的歷史及其文化意義  

文/張國功

    從浩如煙海的縹緗書卷中,遴選出一些經典性圖書,進行編排與評注,使人們一生有限的閱讀得以集中精力達到最大的收益,這是許多讀書人持之以恒的夢想:一方面,讀書的大眾群體本能地渴望有一條便捷的道路來從學海苦讀的困境中突圍;另一方面,由於依賴豐富的學識修養、領袖群倫的學術地位與文化名人的聲譽作後盾,慣有導師心態的文入學者們常常感覺自然地獲得了某種“話語權力”,自信能夠從迷茫的圖書叢林中找出讀書的路標。於是,導讀性書目(又稱推薦書目)的層出不窮,成了大眾閱讀史上的突出現象。考察導讀書目的內容及其產生的文化語境,是把握大眾閱讀史和讀書生活史脈搏的有效方法之一。 

  一、《書目答問》:古典學術時代讀書人的“共同知識範疇”  

    現在所見最早的推薦書目,是被後人稱作“唐末士子讀書目”的敦煌遺書伯2171號。此後著名者又陸續有元代程端禮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明代陸世儀在《思辨錄》中所開的《十年誦讀書目》、《十年講貫書目》與《十年涉獵書目》;清代李頤的《讀書次第》、龍啟瑞的《經籍舉要》等。但導讀書目真正在社會上產生重大影響,則是自晚清這一轉型時代開始。 

    清代乾嘉之時,治學先治目錄,讀書必懂版本,在學人群體中成為時代性風習。與此相關的學術門類如目錄學、輯佚學、校勘學、辨偽學等,在時代潮流中順勢躍居為顯學熱門。其中尤其以“條其篇目,撮其旨意”為追求的目錄學傳統,在這種學術背景下得到了巨大的弘揚。除了以《四庫總目》為代表的國家公藏圖書總目和大批方志類書目外,私藏書目大量涌現是當時突出的現象之一。諸多藏書家將其收藏的書籍著錄於簿,使圖書書名、作者等內容悉數具存,同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使一代圖書流傳狀況與學術發展情況昭然若見。而與這些以詳盡著錄私藏圖書情況為內容的書目不同,在清末的光緒元年(1875),一部以指導廣大讀書人“窺門徑”為宗旨的導讀類書目問世了,那就是張之洞的《書目答問》。 

    作為一種導讀性書目,《書目答問》至少有下列數點值得我們思索: 

    第一,從目錄學的角度看,《書目答問》在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之外,另設叢書、別錄兩大類目,這是傳統圖書分類法在延續很長時間後的一次重大突破,有其重要的目錄學意義;從學術史的角度講,張之洞在書目中對清代著述多有列舉,充分反映出了他所處的“當代”學術史的基本風貌。談到《書目》對學術史的貢獻,張后來頗為得意,他在與王懿榮的書札中說:《書目》“其去取分類,即偶加注記,頗有深意,即是無數語言,非僅止開一書單也”——張所強調的正是它“非僅止開一書單”的學術價值。但就《書目》本身的初衷與基本性質來說,它是一份典型的為中國傳統士子的讀書生活進行導讀的清單。張在信中同時說自己刊《書目》目的是“意在開擴見聞,一,指示門徑……”他明確強調《書,目》所示對象不是藏書家而是“讀書家”——尤其特指初學者。 

    第二,《書目答問》這份導讀書目的存在與成功,是當時特定的文化學術語境的產物。《書目》問世以後,在晚清;民國這一近現代學術史上產生了至深的影響。多數學者把它視為繼承《四庫提要》而又別開生面、後出轉精的重要著作。《書目》問世後很快就風行海內,數次印行,並且出現了多種翻刻本。李元度說,當時的讀書人家中幾乎是“家置一編”。史學家陳垣先生以《書目》為“讀書門徑”,到晚年回憶說,自己之所以對四書五經之外的學問產生興趣,就是得力於《書目答問》的指導(《勵耘書屋問學記》)。魯迅,這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批判者也坦陳:“我以為倘耍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而已集·讀書雜談》)1923年,胡適應清華學校學生之請開列《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書目答問》列在首位。在這個西學東漸風潮尚未完全觸動舊學傳統學術構架,中國古典學術形態向現代學術形態剛剛轉型的時代,儘管蔚為大觀的清代乾嘉考據學術高峰已經孕育了為中國古典學術“掘墓”的因子,在晚清的學術中已經出現了與本身學術相衝突甚至質疑的新萌芽,但乾嘉學術高峰作為中國古典學術迴光返照式的景觀,仍然保持著它內在理路的相對完整性、自足性,仍然處於對學術構架進行修補維護、彌縫補罅的階段而還沒有走到“範式革命”的地步。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份為知識分子群體普遍推許的導讀性書目才有它產生的語境。張之洞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導引、規範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群體在傳統知識世界轟毀前夜的讀書生活和思想塑造;,《書目問答》中所臚列出的兩千二百多種書籍,從這個意義上說是一百年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共同知識範疇”,一份清代這一中國古典學術高峰期基本知識的“最大公約數”式的清單。它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清楚地印證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用傳統經學為主體構築起的學術世界,在晚清仍然在相對穩固地運行著它的軌跡。 

    第三,張之洞作為一位進士出身,有著翰林院編修與“國朝通儒”身份,以洋務影響、主宰晚清朝政長達數十年的一代名臣,加上他在晚清中興時代在文人士子群體中贏得了難得的“清流派”聲譽,使他的導讀性書目有著足夠的權威性與導向性。加上自始至終地協理他完成《書目》的繆荃孫(《書目》是否由繆操刀代筆,至今仍是一大眾說紛紜的學術公案),為當時重要的藏書家與問學精深的版本校勘學者,對書目的合理性與科學性進行了嚴格的把關。這使得《書目》在社會影響面與學術可靠性這兩方面達成了完美的一致。——“合則雙美,離則兩傷”,書目開具者自身的社會地位與書目本身內在的科學合理性,是書目得以產生重大影響的關鍵。 從學術史的意義上說,《書目》是中國古典學術階段影響最為深遠的導讀性書目之一。它的存在,為此後綿延迭出的導讀類書目,確立起了歷史性的範例。 

    二、1020年代的導讀書目景觀與復古時風 

    到了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近現代,中國讀書人的生存空間開始發生意味深長的變化:科舉制度的廢除、教科書的變革、西學東漸等社會風潮,大大地影響了似儒家人文經典為主要內容、以科舉功名為最後目的、以皓首窮經為至高典範的傳統讀書方式。在這樣一個蒼茫末世,讀書人的讀書問學生涯也顯得惶惑起來。 在復古風氣的急劇回潮之下,文人學者開列國學書目成了二三十年代的時髦之事:—方面,一向像板塊一樣穩固神聖的國學,在時代的動蕩中開始遭遇到了現實的質疑,新舊更替的時代衝突使得亂世中的讀書人價值觀念頓時轟毀,一時茫然無措,一向賴以安身立命的讀經迫切需要指點引路;另一方面,心懷啟蒙意識的精英士子仍然沒有放棄慣有的好為人師的信念,一直試圖為時代價值導向、大眾讀書風尚的確立有所擔當。開列國學書目,遂凸顯為時代性的景觀。 

    1920年,胡適開列出了《中學國故叢書》,列舉出了包括《詩經》、《戰國策》、《馬致遠作品集》等在內的31種古籍供中學生閱讀。1923年,他應清華學校學生之請,開出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周學書目》,收錄圖書共190種。·在這個書目上列有《九命奇冤》、《三俠五義》等通俗小說,對此梁啟超馬上作出反應,他對胡適說:我便沒有讀過這兩部書。梁直言不諱地指責胡的書目“挂漏太多”、“博而寡要”。後來胡適將它修訂精簡成了《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值得一提的是,其上就有他自己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章實齋年譜》以及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 

    一為了彌補胡適的不足;1923年梁啟超應《清華週刊》記者之請,用三天時間開出了含有160種圖書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後來他又為“校課既繁,、所治專門”的青年學生精簡成了《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共包括國學圖書20餘種。梁啟超的書目很‘陜招致了才子梁遇春的譏誚寸“梁啟超先生開個書單,就說沒有念過他所開的書酌人不是中國人,那種辦法完全是青天,白日當街殺人劊子手的行為了。” 

    1924年,國學大師章太炎在《華國月刊》上刊出《中學國文書目》,列出書名39種。書單上有一些圖書明顯地相對偏僻,如王應麟之《困學紀聞》;玉通之《文中子》;《清服製圖》等。 

    1925年,歷史學者顧頡剛開出了《有志研究中國史的青年可備閒覽書目》。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歷史地理與民俗的顧頡剛似乎特5U推重遊記的“閒覽”之用,在這份書目的14種圖書中有《大唐西域記》、《元,秘史》、《洛陽伽藍記》、《馬可·波羅遊記》、《徐霞客遊記》、《西秦旅行記》、《南洋旅行記》等。 

    再越—年,周錄學家汪辟疆列舉出了國學基本書目135種。在其中,他特意設立“綱領之部”,列出《漢書,藝文志》、《史通》等書30種作為了解群籍的綱領。、 在此前後,著名的書目還有林語堂的《國學書十種》、吳虞的、《中國文學選讀書目》、汪辟疆的《讀書舉要》、李笠《國學用書撰要》、支偉成《國學用書類述》、曹功濟《國舉用書舉要》、陳鐘凡《治國學書目》、楊濟傖《治國學門徑書》、上海國學書局《國學書目提要》等。據南京大學徐雁平在其博士論文《整理國故與中國文學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待出)中統計,1919至1937年;國學書目計有41種之多。 

    國學書目迭出這一時代風尚在1925年達到了它的高潮——這從這年的文化氛圍有一個意味深長的年頭與歲、尾可以看出:它以1月4日北方報刊重鎮《京報副刊》徵求“青年必讀書”開始,以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從初小四年級開始“讀經”而結束。而由於魯迅就“青年必讀書十部”問卷交上一份“白卷”並在附注裏寫下了那句著名的表白:“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引發了一場巨大的“文化地震”,“青年必讀書”成為影響最大的書目事件。 

    概括地說,對魯迅在“青年必讀書”事件中的表現,批判者持“激進”說對其質疑;而為之辯護者則持“片面的深刻”的“策略”說和“特定對象與內容”說(魯迅1932年為許壽裳之子、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生許世瑛開列書目,其中多有精深冷僻的恫籍)。從事件出髮指責魯迅為激進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者,無法解釋他對中國國學與傳統文化的深情迷戀、廣泛閱讀與深厚修養;舉出各種理由來為魯迅的“偏激”進行辯護者,卻無法解釋魯迅本人1926年底所說主張青年少讀或不讀中國書,“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麼玩笑、憤激之辭”(《墳·寫在{墳)後面》)。也許即使經過長時期的論辯,這也不會達成統—的理解。值得我們大注其意的是魯迅對“青年必讀書”這樣的“命題作文”的態度。他在“青年必讀書”徵求表上的措辭是令人深思的。“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就其內在的深意來說,清楚地表明瞭先生對開具各式各樣的書目——無論是神聖的國學書目還是時髦的西學書目——的合理性與可信性心存疑慮。尤其是在這樣一個新舊文化拉鋸式反復回還的時代,一個新文化運動吶喊剛過而很快就“潮打空城寂寞回”的時代,一個相對穩固的傳統知識世界早巳“王綱解紐”而新的知識地平線陷於“百家爭鳴”、”眾語喧嘩”的時代,要拿出一份作為“公共知識清單”的書目——尤其是為思想不穩定的青年群體開具出一份代表、指導其讀書生活“最大公約數”的書目,是—樁極為艱難甚至危險的。


以梁启超的国学书目为镜


1923年4月26日,梁任公独居翠微山,身上没带书,用3天功夫,凭记忆开出一份国学必读书书目,题目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容纳典籍大约一百多种。后来觉得作为入门书目,还可以再精简一些,便又拟了一个“真正之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说,如果连这个“真正之最低限度”的书也没有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这个书目收纳的书如下——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


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


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



(见刘梦溪强国博文:《胡适和梁启超:两个“国学书目”》,


胡适与梁启超“国学书目”论为何而争


1919年后,胡适打起了“整理国故”的旗号,开始写文章、作演讲,积极宣传研究国学。1923年,应清华留美学生的请求,胡适发表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引起了知识界关于“国学书目”的争论。 

  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里,胡适开列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周礼》、《孔子集语》、《春秋繁露》、《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史记探原》、《考信录》、《新学伪经考》等180余种书目;而且他还说所拟书目“并不为国学很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实际上,胡适的书目主要涉及哲学史和文学史领域,况且数目多,短时间绝不能读完,显然不是“最低限度”的书目。 

  胡适的国学书目,引起梁启超的反弹。他批评胡适的书目“文不对题”,认为这些书目不过是胡适按自己治哲学史和文学史的参考资料写成,许多书是“做白话文学史”的人才需要读。他还指责胡适不要“因为自己爱做文学史便强一般青年跟着你走”。梁启超还批评胡适不列基本的历史书籍,并发问道:“试问连《史记》没有读过的人,读崔适《史记探原》懂他说的什么?连《尚书》、《史记》《礼记》、《国语》没有读过的人,读崔述《考信录》懂他说的什么?连《史记·儒林传》、《汉书·艺文志》没有读过的人,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懂他说的什么”?为反对胡适,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中,也规定“最低限度必读书目”,开列《四书》、《易经》、《书经》、《礼记》等25种。他认为,如果这些书不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胡适和梁启超开列的“国学书目”,表面上,只是数量的差别,实际上关系着研究国学的方法及目标的差异。在胡适看来,国学只是一堆零碎的、没有系统的、没法阅读的“死”材料,必须用科学的精神,把它整理成“人人能读”、“人人能用”的古书。因此,国学研究要“用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去整理老东西,把历来圣人和经典的偶像打破,拿他当作平常人和平常着作一样看”。胡适看重哲学和白话文学这两个领域,就是通过整理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为反孔、输入新思想及“文学改良”来提供接引和服务。可见,胡适整理国学的目的,是为了破坏孔子这个“偶像”和打孔子这个“恶鬼”。 

  相反,梁启超没有把国学看作过去死的材料。1923年,也就在列国学书目不久前,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的文章里,认为科学方法和德性学是治国学应走的两条大路。他强调国学最突出的是“人生哲学”,孔门人生哲学是用内省及躬行的方法(即德性学的方法),而不是用科学研究得来的。如果联系到当时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我们就体味到梁启超的国学研究,是把以孔门学问为核心的国学当作活的“人生哲学”来体验和实践,而不是把国学当作死的科学材料来研究。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梁启超认为,《论语》、《孟子》为两千年来国人思想的总源泉,它支配着中国人内外的生活。他强调说:“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隔阂。”梁启超告诫青年学生,要在中国社会有影响,必须躬行孔孟人生修养,熟悉中国社会的“共同意识”。 

  在国学研究问题上,胡适与梁启超尽管存在差异,但作为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他们开书目、提倡国学研究行为本身,似乎是一种学术思想转变的“象征”或“号召”。从此以后,开书目、治国学便成为“时髦”,迅速影响到全国文化界,形成一股声势不小的“读线装书”的潮流。受这股思潮的刺激,老一辈的吴稚晖、康有为、鲁迅,年轻一辈的“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和郑振铎,“创造社”的郭沫若和成仿吾,为了挽救“五四”反孔成果,鼓励年轻人学习西方现代科学知识,他们都把矛头指向胡、梁倡导的国学研究,掀起了“反对读线装书的运动”,并一直持续到1929年。 

  总之,上世纪20年代的国学论争,其所谓“国学”、“国故”,表面上是指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历史,但如果具体到“国学书目”及研究国学的最终目的便可知:无论是传统派的人生观,还是反传统派的“打鬼”,他们心目中的“国学”,实际上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传统。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就在儒家”。“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中国民族之所以存在,因为中国文化存在,而中国文化,离不了儒家。”因此,这次国学论争的实质是反孔与拥孔之争。当时的知识界把国学主要看作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那么现在我们何尝不借鉴他们的观点?当研究国学无论是为了培养有国学修养的人才,还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以文化“软实力”支援中国的和平崛起时,所学的国学难道不是梁启超所理解的“活的”儒学吗? 


胡适、梁启超开出的国学入门书目


一个国家的固有学术文化,是这个国家的精神命脉。作为中国人,应当具有最低限度的本国学术文化知识。80多年前,胡适和梁启超曾分别给青年人开过国学入门书目。这两份书目对今天的国人虽未必完全合宜,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为当代中国人,不管是何学科背景,都应当具备起码的国学基础,都应当具有最低限度的本国学术文化知识。这不但是因为,作为中国人,必须对自己国家的固有学术文化有一定的了解;而且还因为,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对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无疑有相当的好处。
  下面介绍胡适和梁启超如何给他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开的国学书目。
  胡适开书目吃力不讨好
  1923年,胡适在《努力周报》的增刊《读书杂志》第7期上,发表了为清华学校(1928年改为清华大学)的学生拟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出乎胡适意料,该书目发表后,立即遭到了质疑。3月11日,《清华周刊》的记者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对胡适开的书目提出了两点疑问,实际上是两点批评。
  胡适开的书目包括三部分:工具之部,有周贞亮、李之鼎《书目举要》,张之洞《书目答问》等15种;思想史之部,有《老子》、《庄子》等91种;文学史之部,有朱熹《诗经集传》、姚际恒《诗经通论》等78种。胡适在一长串书单子的前面,声明两点:一是他拟这个书目,不是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而是为那些想学得一点系统国学知识的普通青年人设想;二是他拟这个书目,是想为青年人提供一个“下手的方法”。他说:“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对初学人说法,须先引起他的真兴趣……在这个没有门径的时候,我曾想出一个下手的方法来……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
  《清华周刊》的记者在信中向胡适提出:一方面,书目“范围太窄”,只包括了思想史和文学史著作,遗漏了中国文化史的其他门类如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等著作;另一方面,书目所列图书太多了,太专深了,不合乎“最低限度”四个字,没有考虑到学生们的实际程度,学生们读不完,也未必都读得懂。记者希望胡适替清华学生另外拟一个书目,拟一个称得上“实在最低的国学书目”。
  胡适似乎有点不情愿,认为自己开的书不能再少了。他在答书中写道:“如果先生们执意要我再拟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我只好在原书目加上一些圈;那些有圈的,真是不可少的了。”于是在开出的184种书中圈了38种,另加《九种纪事本末》一部,共39种,作为向清华学生推荐的“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该书目中列有:《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九种纪事本末》、《中国哲学史大纲》、《老子》、《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梁启超开书)、《墨子闲诂》、《荀子集注》、《淮南鸿烈集解》、《周礼》、《论衡》、《佛遗教经》、《法华经》,等等。
  梁启超开书目不忘批评胡适《清华周刊》的记者约请梁启超撰写《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梁启超于1923年4月26日撰成此文。
  此文的正文开列五类图书目录:(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有《论语》、《孟子》等39种;(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有《尚书》、《逸周书》等21种;(丙)韵文书类,有《诗经》、《楚辞》等36种;(丁)小学书类及文法书类,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等7种;(戊)随意涉览书类,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世说新语》等30种。以上5类书共计133种。
  正文后收附录三篇,第一篇是《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开出《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等25种书。梁启超称此为“真正之最低限度”书目。第二篇是《治国学杂话》,是谈学习国学的个人切身体会。强调“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工作之余,“随时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读书”;“在学校不读课外书以养成自己自幼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终身的幸福”,还介绍了阅读国学书的一些基本方法。第三篇是《评胡适之〈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专攻胡适开的书目,一点不给胡适之留面子。
  梁启超直截了当地说:“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挂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认为是不合用的。”之所以说不合用,一是因为胡适把对象搞错了。在为那些除了教科书之外没有读过一部国学书的人开书目的时候,为自己的喜好所左右,自己正在写作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便把本人感兴趣,写作时所凭借的资料介绍给了青年人。须知他们不是人人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不是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这里头的书什有七八可以不读。真要做哲学史、文学史家,这些书却又不够了。”二是因为遗漏了作为国学重要部分的历史著作。梁启超认定“史部书(即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引者)为国学最主要部分”。他说,“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史》、《汉》、《通鉴》是要‘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三是因为面对许多大书,青年人无从下手。胡适列了许多皇皇巨著,仅《正谊堂全书》(清人编辑的宋代至清代数十位理学家的文集汇编)就有100多册,叫青年们从何读起?所列文学史之部书籍《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大略估计,总数在1000册以上,叫人从何读起?
  梁启超对胡适的以上批评,是中肯的,有道理的。对梁启超的批评意见,胡适没有提出反驳。他后来编辑《胡适文存》第二集,收入了1923年撰写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并将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作为此文的“附录三”。他这样做,可能含有让读者自行评判谁开的国学书目更有道理的意思;可能还含有用梁启超的书目来补充自己的书目这一层意思。梁、胡所拟书目比较胡
  适和梁启超实际上各自开了两个书目:一个是按照一般的要求,列出的比较详细的书目;一个是按照最低的要求,列出的简要的书目。胡适两个书目,分别开了184种、39种书。梁启超两个书目,分别开了133种、25种。梁启超书目上的图书,比之胡适开的图书,分量要小得多,总的说来也好读一些。
  胡适的书目,给今天的文科研究生阅读、使用,大致还差不多;推荐给文科的大学生阅读,显然不大合适。梁启超的书目,最大好处是离各科大学生的实际水平和需要较近,他们能用得起来。
  梁启超开的详细的书目,因文字太多,不能照抄;现将他开的简要书目抄录于下:“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典集随所好选读数种。”
  梁启超强调,这份书单子上的书,是务必要阅读的。“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以上书目中,有小部分书籍是胡适推荐的“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39种)中也有的,包括《四书》、《老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左传》、《文选》、《诗经》,只是所用本子不尽相同。说明这些书在国学著作中非常重要,不可不读。大部分书籍是胡适书目所没有开列的。两相比较,梁氏书目有下列优点:一是没有开佛教书籍。胡适的书目列有《佛遗教经》、《法华经》等四种佛教书籍。大学生不一定人人都要阅读这类佛教著作;如果要了解佛教,可以先读简明的中国佛教史和简明的中国禅学史著作;待有了一定的佛教知识和较浓厚的阅读兴趣之后,再找佛经阅览不迟。梁氏不列佛经,看来是考虑到了学生们的实际情况的。二是史部书占相当的比例。有被称为“正史”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及《宋元明史纪事本末》,弥补了胡适书目没有列史部书的一大缺憾。三是列出了胡适忽略了的《庄子》、《楚辞》、《战国策》。这三部书其实是很重要的,也能引起他们阅读的兴趣。四是列出了胡适遗漏的《礼记》,正是这部书,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样的“大同”思想,对后来的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等人有巨大影响。孙中山经常书写的“天下为公”,即出自此书。五是在唐人的文集中挑选了李白的《李太白集》、杜甫的《杜工部集》、韩愈的《韩昌黎集》、柳宗元的《柳河东集》、白居易的《白香山集》等五种,不像胡适把一部洋洋大观的《全唐诗》一古脑儿推荐给学生。
  不过胡适的书目也不是一点没有价值。它列出《中国哲学史大纲》、《清代学术概论》这两部书就很有道理。在阅读《老子》、《墨子》、《韩非子》等书之前,先学习《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有好处的。同样,在读清代人的学术文化著作之前,先浏览《清代学术概论》,也是有益处的。另外,它列出了中国思想史上一部很重要、但为梁启超的简要国学书目所不收的王充《论衡》。胡适的书目,还列出了唐代以后各个朝代有代表性的国学著作,如《宋诗钞》、《宋元学案》等,弥补了梁启超书目忽略唐代以后国学著作的缺点。只是胡适可以少推荐几部。清代崔述的《崔东壁遗书》、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这类书,是供专业人员研读的,就不必要求学生览阅了。
  胡适和梁启超当年所开的国学“最低限度”书目,上面的好多书已重新出版,并且经过整理、标点,有的还加了导读、注释。现今的青年人阅读国学书籍,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青年人方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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